飞雁论坛——直销与传销

　　说到管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管理，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这种管理是系统的，不是支离破碎的，这种管理是经过的两千年的实践和考验的。如果我们稍微有一些中国文化知识，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管理从黄帝开始，就已经初具规模了，到老子时代，已经臻于完善了，史称黄老，主要原则是“垂衣裳而治”，或叫“无为而治”，具体做法是“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就像房子一样，正因为有中间的“无”，才有房子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给下属充分的活动空间，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才是最高领导应该做的（用现在的话讲，是中央高度集权，地方高度自治）。中国的诸子百家，按照《汉书》的说法，都是政府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见本人博客《历史上的诸子百家》） 道家是管理整个国家的总结，是最高管理的总结。而其余诸家，则是各行政部门的总结。

　　汉武帝之后，对于中央以下的各级管理，确立了贬黜百家，独尊儒家的格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也就是说，中国自汉以来的二千年，都是靠教化、靠文化进行管理的。四书五经，就是中国用了两千年的管理学著作，是通过教化进行管理、通过文化进行管理的专著。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这就是说，用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管理，只是用教化和文化进行管理的辅助手段。

　　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以及董仲舒、贾谊等确立了贬黜百家，独尊儒家的路线，也是鉴于秦始皇的惨痛历史教训的。

　　秦朝所提倡的是法家，换句话说，就是用制度管人。由于酷法，它建立了一个封建君主制的国家。秦和周是不同的。周朝是分封制。秦朝是郡县制。到汉朝的时候，刘邦就倒退了，首都的附近，是郡县制。但是在边疆，他沿袭了周朝的分封制，他分封藩王。

　　秦朝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就管理而言，它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现代企业管理的标准。如果你们到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去看，你们就可以看到，秦始皇一百万大军，所用的兵器，都是标准化生产的。一百万大军的所有弩机，都是同一个型号，都可以拆卸互换。出土的四万个箭头，底边的平均误差只有0.83毫米。你要知道，当时并没有生产线，一百万大军的兵器，都是在不同的手工工场手工做出来的。这数不尽的手工工场，都具有统一的标准，你看他们的标准化生产多厉害。就是今天的中国，我看也很难达到。他的青铜器兵器上，都用铭文刻着四级管理的负责人姓名。这四级就是：相邦（吕不韦），寺工（厂长名），丞（车间主任名），工（工人名）。

　　《吕氏春秋》说，“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出了问题，就可以逐级追查。这就是法制。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做不到的。阜阳奶粉出了问题，要查根源都很困难。

　　大家知道，莫邪干将的青铜剑是非常出名的。勾践自用的青铜剑，在湖北出土，泡在泥水里二千年，竟然还是亮晶晶的不生锈。连现代冶金专家，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不生锈。秦朝的青铜剑，就比这些剑还厉害。

　　《史记》记载了一段故事，荆轲刺秦王，图穷匕见。荆轲去献地图，地图打开的时候，匕首就露了出来。秦始皇拔剑，因为剑身太长，三次都拔不出来。最后还是有人提醒，要他从背后拔。秦始皇才把剑拔了出来，制服了荆轲。现代人有人就根本不相信这一段记载是真实的。他们说青铜器很脆，不可能铸成长的青铜剑。顶多像勾践自用剑那样，剑身只有五十三厘米长。但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却都是九十多厘米长一把。为什么长而不折？就是因为它不是楔子形的，而是葫芦形的。可见，秦国的冶炼技术，在当时是比其他六国都要先进的。你想想，用九十多厘米长的，去对付五十多厘米长的剑，谁会赢？五十多厘米长的剑，根本近不了身。是不是？秦朝能够做到这一点，靠什么？靠法制。

　　秦朝从首都咸阳到长城，有七百多里。他们从咸阳到长城，逢山劈山，遇壑填壑，修了高等级直道，用来调兵遣将。这些直道，宽到可以并排地开二、三辆解放牌汽车。时过二千年，那时夯实的路面，现在还只能长草，不能长树。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法制。

　　但是最后怎么样？到了秦二世，秦朝就灭亡了。所以法制不行，靠规章制度管人不行，没有人性化不行，不搞员工激励不行，不用企业文化来管理不行。

　　汉朝的贾谊把这个道理讲得很透，他说：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夏殷周，每一代都有几十个皇帝，秦始皇想得很好，他是第一个皇帝，叫始皇帝，然后往下传，到二世，到三世，以至于万世。结果只传到了他儿子，二世就结束了。在前一博客我们讨论了，在创业之初，大家不计较收入，但创成了业，大家就开始讲钱，管理层也开始防备下属。是人性变了吗？人的出发点都是他自己，每个人都有知识，都会为自己谋利益。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夏殷周三代时是这样，秦始皇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人性没有变。关键在于领导怎么引导。领导你叫他懒他就懒，你叫他勤他就勤，你叫他以企业为家他就以企业为家，你要用奖金调动他的积极性，他就只认钱。关键是你领导用制度来管理，还是用文化来管理。

　　秦朝要用法来管老百姓，难道秦朝的老百变变懒了？贾谊说，人性差不了多少。夏殷周和秦，都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夏殷周可以上百年上千年，而秦朝的国运只有几十年呢？没有别的原因，夏殷周三代因为领导有道，他们用义礼来管，用教化来管，用文化来管，所以他们的国运长久。秦二世而亡是因为秦朝无道之暴。什么是无道之暴？就是不用文化来管，而是用规章制度来管，并且因为不是用人管，所以不怕得罪人，因此死命管，管得太严，管得太死，不给人自由发展的余地。规章制度是要的，法是要的，但不能过分，不能讲法而不讲人性。脱离了教化去讲法，就管到不尽人性了。管理没了人性，像陈胜吴广，碰到没有人性到了极点规章制度，没有了出路，左也是死，右还是死，反正都是死，就不如拚个你死我活，还可能有个活路。老百姓全都这么想，秦二世就死定了。贾谊在这里已经把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了，管理应以该应怎么管理。

　　贾谊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过去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未来的事情会是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一般人的智慧，就只有这个水平。我们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为什么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讲礼，或者说是教化，或者说是用文化来管理。我们是礼义之邦。礼义有什么好处？乱还没有产生，礼义就把它阻止了。法是什么？法是等你出了事儿，它再去惩罚你。中国是有大智慧的国家。《黄帝内经》就讲，不治已乱治未乱，不治已病治未病。法不罚众。到处都在出问题，已经起了大火，杯水车薪，能管用吗？他做错了把你抓起来，是不是为了光惩罚他，不是。杀鸡给猴子看。这是我们中国人，讽刺那些没有智慧的人。你把鸡杀了，猴子会怕吗？你惩罚一个贪官，别的贪官会怕吗？你要想把他都赶尽杀绝，你做得到吗？而礼义呢？在这之前就做了，就预防了，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哪个好？法制国家好不好？当然好。法制要不要？当然要。但是你必须清楚，中国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国家。你用那些简单的，低级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秦始皇多伟大！他都做不到。你就能做到了？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从大到小的文化，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文化，是一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文化，是一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一个从小到大的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文化，是一个见木不见林的文化。丢掉了一个从全局来把握细节的文化，去学习的只埋头拉车不看前进方向的文化。有什么好处？人们都目光短浅，智力所不及，只能看到法律的那点暂时作用。而看不到礼义的那种长远作用。

　　人家老外都说，你们孔夫子厉害。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些问题户怕舆论，老百姓吐点吐沫星子都会把它淹死。

　　贾谊说：“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今或言礼义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胡不，为什么不。我们要管理企业，靠什么？操作规程要具体化，因为这是爱护人的。但我们的管理要人性化，应该是激励员工，而不是管、卡、圧。我们要靠激励，我们要靠中国的传统文化。

　　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正要靠规章制度，要靠法的话，那是最低层次的。为什么？因为人们可以钻规章制度的空子，钻法律的空子。比如，法有一条，叫做不告则不问。我犯了法，没有人去法院告我，法院就不管。对不对？法院受理之后，如果没有证据，就要无罪释放。所以只要消灭了证据，就行了。你有证据又怎么样？还可以辩。律师还可以去辩，去狡辩。真证据狡辩成了假证据，就还要无罪释放。这就是法律。而且在中国，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掺杂进去了。在中国，法律要听领导的。是不是？

　　还不仅如此，依法办案也可能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电视上有一个报导，一个律师替农民工打官司讨工资，官司打赢了，许多农民工并不按合同给他钱，有的还恨他。为什么？农民工说他太黑，黑了他们的钱。他说，他的收费是合理的，他是按照规定收的。他只收了他讨回的全部工资的百分之一。但是农民工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说，他仅仅工作三天，就收了农民工的百分之一，但这个百分之一，却是一个农民工一年的血汗钱。所以现在就有一些农民工，他们自己学法，替其他农民工打官司，讨工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现在民间也有俚语形容法庭的不正之风，是吃了被告吃原告。看来，执法者能够自律，不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待时日。

　　当然，法律不能少，规章制度也必须要。但是你应该把它摆在什么样一个位置呢？这就值得我们研究了。

　　中国五千年，主要都不是靠法律。中国五千年，最上层靠的是道家，或叫黄老。黄帝是“垂衣裳而治”，老子是“无为而治”，是给下属充分的活动空间，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中层则靠孔子的仁恕，靠礼仪，靠教化，靠培养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诸子百家中有法家，但法家在我们中国，只是辅助手段，从来就没有成为气候。只有秦始皇这几十年，中国才用法治国。事实证明，他的最终结局还不好。秦朝二世而亡。

　　 文化是人类行为的积淀，我们也许说不出来，但是中国人一定是按照中国人传统模式来思考来行事的，《周易》管这个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邓小平要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我们的家庭企业家，没有受知识的干扰，没有受西方文化的干扰，凭着二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凭借他们耳濡目染所得到的文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们由于“日用而不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所以一旦企事业成功之后，就很容易受一些经济学大嘴的忽悠。这些经济学大嘴光说不练，自己不下海，自己做不成，却披着“经济学专家”、“经济学教授”的外衣，到处忽悠。企业家在困惑的时候，不相信自己，而要向“专家”求助，专家就把从书上看来的，或者从他的老师那里听来的，从来没有经过他自己验证的所谓专业知识，比如什么“引入竞争机制”（在自己的企业时让兄弟斗于萧墙之内，让自己的鹬蚌相争）、“末位淘汰制”（杀掉最末一名，不给他出路，让人人自危，不热爱企业）、“用制度管人”（我不怕得罪他，不要人性地管死他，不必将心比心，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为我卖命了）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理论，向企业家推荐。企业家就从他们自己的真法时代，过渡到了“专家”的像法时代，变成徒有虚表，没有实在，好看不好用的形象工程。

　　 企业家应该知道，你们过去是与专家教授不同才成功的，你们过去是运用我们中国老祖宗对你的潜移默化才成功的，你们过去是运用你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才成功的，现在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听那些自己做不来，却想去教别人的“专家”大嘴忽悠？

　　 最古老而在今天还管用的，是最有生命力的。在中国，只能用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方式才能成功，因为我们中国人血管里淌着中国人的血，我们的思考行事方式都是中国式的。西洋方式和中国方式不兼容，从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向西方学，向东洋学，但都是先生欺负学生，我们都没成功。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如果不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像陈独秀、王明、李德，也都失败了。斯大林口头上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他骨子里只想他俄国人的利益，他是友谊，是中国人有（友）的要往他那里移（谊）。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WTO的规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游戏规则，到了我们能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这些规则来制约我们，我们这些年来和美国、法国、日本的众多“官司”还不能使我们猛醒吗？美国人说我们是他们的“战略伙伴”，这是他们在“911”后感到力不从心的以退为攻的策略，他们侵略和剥削我们之心是不会死的，最近在法国发生的事情还不能令我们猛醒吗？一个几十年的老朋友，换一个总统，就可以翻脸不认人；一个几代领导人造就的友谊，可以因为一个总统，毁于一旦。中国不但要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中国还要经济的主权，中国还要银行的主权，中国还要中国文化的主权。听大嘴们忽悠，放弃主权，我们会重新被别人奴役的，我们还会有做亡国奴的危险的。那样，我们就进入没法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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