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点滴类

近二十年前，看《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时，心中还颇不服气，总认为作者的态度太偏急：中国人难道真象文中所说的那样的丑陋吗？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是好，要说丑陋应该是日本人什么的。

可慢慢地就发现：柏杨先生的观点是越来越正确了。确实，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是丑陋不堪的。

就拿一个中国人在当官前后的态度吧。当官前，见面可能是笑容可掬，待人接物是彬彬有礼，谦虚谨慎。当官后，则是完全相反：说话的声音变了，变得十分粗蛮；说话的腔调也变了，变得要么是官腔十足，要么就是没有任何表情了；走路的姿态也变了，变得是头永远是往上仰，鼻孔朝天，大阔其步，旁若无人--------

就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体验也是越来越深。

我有一个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朋友名叫吴XX，我们在一起读书，从小学一年到高中毕业。那时的他家境是最差的，每天都是穿着一双后跟只破剩得一根布条系着的布鞋，他带的菜(在学校吃饭)也在众同学中永远是最差的，不是腌萝卜就是粗咸菜。那时的他似乎比一般人成熟的要晚些，都十多岁了，还总是鼻涕挂在嘴边，待鼻涕快要流到嘴边时就猛地一吸，声音就要撕了一块厚厚的布皋一样响亮。我和他的关系一直不错，上课下课，我们总是在一起，有困难也经常是相互帮助。

高中毕业后，我们都参家了高考，他考取了省里的一所公安专科学校，我则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后，他分到了地区公安部门工作，我则分到了一所中学担任了语文教员，不久又调到一家报社担任法制线的记者。之后，我们就没有多少的联系。

九七年，我南下广州，依然进入报社工作，只是身份变了一下：原先是干部身份，每月准时拿工作，没有多进也不会少得，干多干少一个样。到广州后则是下海的身份，收入有时多有时少，但没有太多的限制，到也悠然自得。

从九七年到广州后，我和吴XX就再也没有联系。去年的一天，有人告诉我，吴XX已到XX市担任了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大权在握了！我既然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自然要去拜访他，于是，我利用了一个回乡的机会拜访了吴XX。

我本认为这么多年没有见面的发小见了面后一定会十分地高兴，可在等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才被宣见后，我的心凉了半截，只见他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旁，面无表情地寒喧了两句，然后就谈起了过去，他说，在他还在读大专时，曾和一个公社的书记产生了磨擦，当时的那个书记对他是不屑一顾，他当时气得头都发晕了，但也没有办法，只是在心中暗暗下决心，发誓以后一定要当官、当大官。

“现在想起了，公社书记那算个什么官！”说到这里，吴XX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情，大有“现在我的官比你的大多了”的神情。

在和吴XX的谈话中，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他变了，变得没有任何乡情了，变得官味十足了，变得中国官场所特制的“模特官员”，吴XX已不是以前的吴XX了，他是中国基层政府的一个官，一个自以为是、视老百姓为粪土的官。看得出，他眼中只有上司，他过去所拥有的谦诚、和蔼、热情等等，只有在面见上司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而在见他自己认为比他差的人时则永远是同一个模式：傲慢、无理、无知。

我有时真是纳闷：同样一个人，当了官和没有当官为什么会有天壤之别呢？

当然，如果要挖掘下去，这应该是封建思想在中国官员脑海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把老百姓叫作“子民”，既然是我的子民，就一切都要听我的，所有子民就都是我的私有财产了。延续下来一看，尽管现在的官员不敢公开地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子民来称呼，但骨子里是这样认为的，一当上了官，“子民”的思想就开始膨胀，就下意识地把自己凌驾在老百姓之上，因而，就会出现说话的腔调变了、说话的神情变了、走路的姿势也变了、待人的态度也变了---------

吴XX其实在职位上并不比我高，应该都属于副处级（或享受待遇），但他手中握有的是一个县级市治安的大权，从某种程度来说，在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口（包括农村人口）的小市中是个实权人物，所以，他就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而我这个人所从事的岗位又和他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他也就忘记了我是他的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伙伴。假如，我是在他所工作的上级机构担任一个处级领导，这就和他有着直接的影响关系了，我们相见时也就自然是另一番景观了。

我曾经听到这样一种言论：如果中国和日本再打一仗的话，中国还是会输，原因就是中国人人人都在设法当官，而日本人则人人都在设法报效国家。尽管这样的言论不太妥当，但值得大家深思：一个国民人人都争着当官的国家，其凝聚力会有多强。

咳！丑陋的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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