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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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式同处理张爱玲后事

    张爱玲死后，遗嘱执行人林式同需要处理两件事。一是，处理遗体。9月30日，治丧小组的成员林式同、张错、张信生三人在加州租船出公海洒骨灰，尊重遗愿同时遵守法律。二是，张爱玲遗嘱说她所拥有的东西交给宋淇夫妇，包括钱财与一些遗物。

    于是林式同再去张爱玲的家整理遗物，这所房子位于洛杉矶市10911号R ochester A venue206室，根据林式同的描述：“正对着电梯口，一条笔直的走道，四面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了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住的房门。一打开门，房里弥漫着沉郁的空气，我很快的把所有的窗户打开……地上摆着许多纸袋，包着不同东西，门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桌倚在东墙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轻便好拿，包括电视，她原来有个小的，只有五六吋，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买了一个新的，大一点，有十几吋，也不重。张爱玲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这习惯她曾经跟我谈起过，‘有时还藉电视声音催眠。’对门朝北的窗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柜，张爱玲就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连一张日历也没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张爱玲的房内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杂志外没有书。”

    最后一点其实不对，因为房间内有张爱玲最爱的《红楼梦》和丈夫赖雅的亲笔签名书。

    “更衣室里除挂着的衣服外，地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袋……她从来不用箱子，什么都是临时现买，一搬家就丢的就丢了。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唯一常用的是胶底浴用拖鞋，买了好几大包，全是新的，用脏就丢。”此外张爱玲生前在韩国城租了一个三英尺见方的小仓库来摆东西，全用纸袋装着。

    外界有人看到这些描述就觉得张爱玲晚年很凄凉。我觉得，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坐跑车、养番狗、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携高贵手袋、戴钻戒、搞整容？就我所知，张爱玲在赖雅之后的感情生活应该是空白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一定要她有个伴侣呢？没有这些东西就一定很凄凉吗？你可能有如此想法，但正如她那篇散文所说的，她要你“包括她在外”。

    以我自己来说，最近作家陈玉慧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数年前上门来探访我，她写：“宋家现在是宋以朗一个人住，张爱玲的文件和书稿，全置于客厅一大桌上，再加上一墙壁张爱玲或有关张爱玲的著作，除此，没有别的家具或装饰。”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无妻无儿，家徒四壁是很凄凉，反而这种生活我喜欢得很啊！

    林式同将张爱玲家里的物品归类，分为九大块：一、银行财务及税务部分，需要让律师处理，其结果将专函报告；二、家具，包括电视、灯桌、桌子等；三、衣服，包括化妆品等；四、来往信件，分为宋淇夫妇、亲戚(姑姑与弟弟)与其他人的信件；五、作品手稿。六、身份证明，包括结婚证、公民证；七、随身用品：眼镜、假牙等；八、照片；九、书籍。

    他来信咨询我爸爸妈妈需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运回香港。他说如果全部装箱里的话需要让海关检查，并要本人到海关处去取。我爸妈回复他说某些普通东西不需要，如桌子、梯子、电冰箱、电视机。最后林式同以海运方式寄了14箱东西过来，包括书籍、照片、衣物、鞋子、手提包、假发、毯子以及两箱手稿。

    1997年，我妈妈将一些手稿捐给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其中包括《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手稿(2004年出版)；《海上花》的英文译本打字稿(后来由孔慧玲完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少帅》的英文打字稿(期望在2013年翻译成中文出版)；《中文翻译：一个文化影响的媒介》的英文演讲稿(期望在2013年翻译成中文出版)等等。在1992年2月25日的信里，张爱玲曾提及一份关于林彪的英文稿，但该稿不在遗物中，现在不知所踪。

    当时我妈妈留下一些张爱玲遗物中的手稿在家中，不知它们可否出版。我妈妈去世后由我处理出版，包括《重访边城》(2008年)；《异乡记》(2010年)；《雷锋塔》《易经》的英文打字稿(后来由赵丕慧翻译成中文，2010年出版)。这里有逸事一桩。当时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孙晓明找上门，要求阅读《雷锋塔》、《易经》作为他的硕士论文题目，结果我同意了。不幸张爱玲将两份打字稿的封面掉乱。结果2009年论文《天才梦：张爱玲美国时期的生活与写作初探》里面的《雷锋塔》应该是《易经》，而《易经》则应该是《雷锋塔》。不过孙晓明还是第一个写了有关这两本书的人。

    张爱玲晚年的经济状况

    林式同还去银行把张爱玲的存款取出。张爱玲在美国有六个户口，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林式同总共找到有28，107.71美金。去银行取钱并不能凭着一份所谓遗嘱就可以拿到，因为银行不会根据一张纸头而将户口全数转账。林式同要经过洛杉矶市遗产承办法庭去办理手续，需出具死亡证明、确认遗嘱、确认遗嘱执行人。完成后，法庭就会发指令给林式同去银行取钱。外面有一些说法是，林式同从来没走过法律途径就把钱取出了，因此没有法律效应。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能，银行不会随便把钱给人，他们只服从法庭的指令。

    林式同先把张爱玲银行的两万八千美金全数汇给我父母，并列出消费清单，包括黑箱车、冷藏、火葬、租船、找遗产承办法庭所用的律师费、所租单位的清洁费、搬运费、电话费、邮费、煤气费、电费、把东西运回香港的运输费等。林式同告知上述费用估计是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七元三分钱美金，我爸妈随后就把这笔费用汇还给他。张爱玲有两万八千美金的存款，当时港币汇率是7.75左右，所以张爱玲死后是有二十几万港币，这在当时不算多也不算少，网上有人说她生前贫穷到需拾纸皮来糊口，是无稽之谈。

    林式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他的太太是日本人，后来患了老人痴呆症，忘记他是谁，让他痛心，因此他写了一本《你是谁？》。他寄了一份电脑打印本给我父母，应该没有出版过。书的后语是：“这是一个大时代的一对小夫妻的故事。这是个不能留学而留学，不愿移民而移民，抗日而和日本人结婚，自认是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要爱国而没有国可爱的人，挣扎着度过了一生的故事。这故事由老人痴呆症的来临而结束。它和每一对夫妻一样，期间充满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我要补充的是张爱玲究竟有多少钱。先前我们说美国银行有两万八千多美元，扣除身后事费用后是一万七千美元左右。我手上有些张爱玲与我父母的通信，里面有提及财务报告，我爸爸在香港帮张爱玲买了一些外币或定期存款。哪个国家利息高，通货膨胀低，赚的钱就比较多。我妈妈在香港以她自己的名义开了多个银行户口，其中一些是帮张爱玲管理的存款，但也有其他户口是我父母，我三叔宋希，与其他亲朋戚友的。我不清楚哪些钱具体属于哪个人，银行也不会随便给我详细资料，因为他们不可以无故揭人隐私，子女也不例外。

    这里有一张纸条，1996年12月18日，是我妈妈的笔迹，上面写着张爱玲的英文名字E .C hang，计算“绿簿子”(银行外币存款)剩余32万多美金。这不是什么法律认可的证据，因为只是一张字条。按照当年的汇率，那大概是240万港币左右。如果张爱玲当年带这笔存款回中国就是个百万富翁了。今天莫言拿到一百万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还会给人取笑他在北京买不起一套房子，但在1995年，240万港币在大陆(或香港)不是一个小数目。

    话至此，澄清了张爱玲晚年的状况。

    张爱玲版税收入现在的用途

    回看张爱玲的遗嘱附信，大概意思就是把剩下来的钱让我爸爸妈妈照顾身体。他们两个人给病魔折磨多年，医药费是远远超过张爱玲剩下来的钱。现在我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了，那些版税收入就另有用途。

    张爱玲在遗嘱附信里说要“请高手译”她的作品。现在张爱玲的作品已经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兰文、捷克文、日文、韩文、越南文等。其实它们都是外国出版社自己找上张爱玲的国际代理再签合同，他们自己付翻译费。有些张爱玲的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如《雷锋塔》、《易经》、《少帅》，则从张爱玲的版税入息里付。

    香港大学张爱玲纪念奖学金从2009年开始，每年颁予一位从内地或台湾来港，于香港大学修读文学科及人文学科之本科女学生，每年在读颁发5万港币，如今已经有三位大陆学生与一位台湾学生受惠。当年香港大学的奖学金是张爱玲后来成为作家的重要因素，现在的奖学金得以帮助背景和张爱玲相似的女学生。我相信她会同意这种做法。

    张爱玲五年研究计划由2011年开始，每年一届，持续五届，每届将选出3-5个研究项目进行资助，论文与文字创作资助金额为五万元人民币，纪录片为十万元人民币。三年来已经有15人受惠。实行这个计划中，金钱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出版社(新经典文化、青马[天津]文化、香港与台湾的皇冠出版社)付出的人力，因为行政事务繁重。

    2010年是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香港浸会大学举行了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差不多一百位学者参与，后来出版了论文集《张爱玲：传奇·性别·系谱》(林幸谦主编)。此外，浸会大学的纪念张爱玲系列活动颁出了首届张爱玲绘画奖，其中冠军奖金为5万港元，后来出版了《印象·张爱玲》一书。以上活动从张爱玲的版税入息支付。

    2010年，北大百年讲堂举行了“2010北京张爱玲纪念研讨会”，两岸三地学者齐聚一堂，包括马家辉、止庵、陈子善、苏伟贞、郝誉翔、符立中、格非、吴福辉、杨联芬等。以前试办的张爱玲研讨会都碰到阻力而停止，所以这个会议是大陆的第一次的张爱玲研讨会，以后就应该容易得多了。这个会议也是从张爱玲的版税入息支付，加上出版社们的帮助。

    还有逸事一桩。2011年我在北京召开张爱玲研讨会时遇见一位以前的台湾记者，她跟我道歉，说：“不好意思，打搅你妈妈了，我曾在当年打电话给你妈妈询问张爱玲死讯，我也知道这是非常心烦的。”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妈妈心情如何，回来后看到她的日记才顿时明白。我妈妈听见张爱玲逝世的噩耗，当天做了记录：“1995年9月9日，中秋节，倒数661天。惊闻爱玲噩耗(孤寂中离开人世，是祸是福？)，四十余年旧事涌上心头……整天电话不绝，烦愁到极点……总解不开生死之谜。”她在日记里列了来电名单：郑树森、平鑫涛(数次)、《联合报》陈××以及其他报界人士，“都想拿资料”。信中的倒数661天是指离香港回归的日子。她“烦愁到极点”后，夜深去听法国作曲家马斯标（JulesM assenet）的歌剧《泰伊思》（T haīs）里面的小提琴名曲M editation来解压，“动我心弦”。

    (下一期将讲述宋淇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等，敬请关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